從未曝光的文稿(二)

五十八歲的于家興住在大角咀的唐樓, 樓下是修車、賣五金的小舖; 家裡五百呎不到的地方, 傢俬陳設簡陋。走在街上, 他跟一般退休老人無異, 怎看也不像一個古瓷收藏家, 擁有的更件件都是價值上千萬的國寶級文物。

但瓷器市場品充斥, 是真是假, 若非利之所在, 沒有一個鑑定專家肯站出來給老頭作證。為證明家傳的瓷器是寶, 二十年來于家興四處奔走, 由一無所知到埋首鑽研、著書立說、甚至投身參與城大的科學鑑定研究; 只求一個公論。

花了光陰、耗了錢, 一個「真」字, 咬開有血有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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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拿著于家興收藏的瓷器的照片, 前去請教於中藝採購部及工藝部工作逾三十年、人稱「博士」的容健忠。 閱瓷無數的容健忠最初推說很難從照片確說古瓷的真偽, 不願置評, 卻也不禁拿著那「鈷藍釉八方樞府銘文白龍紋梅瓶」的照片細看, 還頻呼厲害:「這瓶造型很少有, 製造技術要很高, 如果是真的, 至少可拍賣一百萬美金以上。」

真與假對于家興很重要, 不但關乎錢的問題, 也關乎他個人的尊嚴。最初對瓷器一竅不通的于家興曾求教鑑定專家, 卻換來蔑視敷衍:「拿一件瓷器給專家看, 他們隨便就說是假的: 表面完好的會說是新造、表面不好的則是經酸處理過、未見過的是偽造、見過的則是仿造, 甚至不需任何理由。」于家興說這是古董界的怪病, 若擁有器秒者並非名流商賈又或自己的客人, 別人手裡的無論如何都是品。

于家興說手上的瓷器都是先父八二年病重入院後所託付的, 要他去弄清楚家裡床底下收著兩大箱瓷器是否「應該很值錢」。實際數量有多少? 他故作神秘的道:「一箱是元瓷, 體積大而數量少; 另一箱是體積小的宋瓷, 數量則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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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于家興夫子自道, 幼時家中很富有, 父親是大連南關嶺的村長; 四、五歲時國共內戰, 父親帶著家中瓷器, 獨自隨國民黨南走, 從山東到上海再跑到香港。而于家興則留在鄉下唸書,
到七八年鄧小平改革開放, 于父才把他申請來港。由於不諳廣東話, 地盤工、電工、木工, 于家興通通都做過, 生活艱苦: 「要賺錢吃飯嘛! 雖然做一整日工只有五、六十元, 但都好開心, 好過在大陸好多。」

聘請拍賣行的專家作私人鑑定嗎? 收費嚇人; 以經常義務替港府鑑定走私古董的維多利亞拍賣行的收費為例, 鑑定六件、總值逾千萬的瓷器, 最低收費為十二萬或最終估值的百分之二(以較高者為準)。草根出身的于家興根本負擔不起, 他說:「二十年的研究花費, 己大大超出我原來的預算。」

「去北京做一次實驗便要花六萬, 去年去過兩次。六萬對別人來說是小數目, 但我幾乎沒飯吃, 還要買書、逛博物館、找資料、影印、拍照……拍瓷器很難, 會反光, 黑色的地方拍出來是白色, 就整卷菲林和沖印費報銷了, 很貴。」為了省錢, 盛瓷器的箱子是于家興和兒子親手用厚發泡膠做的。當然亦花不起錢替瓷器買保險, 連今年剛寫好的【中國古陶瓷之研究】一書, 也沒錢出版, 要等資助。



九七年時, 于家興曾打算把「蕭何月下追韓信」的青花梅瓶送給董建華、 賀一賀香港回歸, 但後來卻和香港藝術館鬧得不歡而散 ------ 因為藝術館中國古物部館長何金泉的一句話: 「若有誠意捐贈, 便應立即拿過來給專家看。」

何金泉這句話說來無心, 但聽者有意。于家興是遼寧人, 很有東北漢那種硬脾氣,既惱人家懷疑他的誠意、他藏品的真偽, 更惱藝術館不肯承諾一定公開展覽:「不讓公眾欣賞, 捐出來便很沒意思。」
何金泉堅稱只是依足本子辦事: 「接受市民捐贈前, 藝術館一定要先找專家顧問團鑑定其真確性, 合乎館方的收藏標準及方針。至於會否公開展覽, 則要看題材是否配合適宜。」至今何金泉還記得那個青花梅瓶, 因為如果它是真的話, 便屬國寶級文物。

事實上, 很可能是藝術館走寶了。去年十一月, 于家興把幾件瓷器拿給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同步輻射實驗室及核分析室做X射線螢光分析(即以瓷器所含的原素分析年代及產地)。報告的結果, 與學者在九八年於北京召開的「現代科技考古研討會」上發表分辨元青花真假的四大要點相符, 包括: 青花及白釉成份為高鈣低鉀、青花部份又低錳高鐵、合有微量元素砷及沒有雜質元素。

于家興憶述道:「把瓷器拿到實驗室後, 坐在酒店房裡的沙發上, 眼淚便自然的流下來。好像一個等待宣判的犯人一樣, 緊張得連中午飯也吃不下; 六個小時後看到報告, 才長吁一口氣。」終可完成亡父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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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時于家興不知從何入手, 便拼命逛書店, 看耿寶昌的【明清陶瓷鑒定】、看權威雜誌【收藏家】; 走遍香港、北京、上海的博物館; 又逛著名拍賣行的展覽, 他說: 「這樣才有上手的機會, 可仔細研究觸感、瓶底等, 得著會更多。」

八九年退休後, 于家興賦閒, 便把全副精神投進去研究。有時看報紙見某元朝彩罐估值六千萬, 他也慢慢他知道手上的瓷器很可能價值連城:「最初會想: 不得了, 那麼值錢呀!」

沒想過賣嗎?他答道:「拿去拍賣行售予外國人, 怕給歷史遣責。」

于家興就是不服氣, 手中的瓷器都是父親留下的, 不可能是新仿品。專家信不過, 便惟有靠自己; 愈研究, 于家興的興趣愈濃, 更搞起學術研究來。九四年, 他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亞洲研究教授簡慕善、中國吉林省考古學會理事長王承禮等一同鑑定研究他的「鈷藍釉八方樞府銘文白龍紋梅瓶」。

到九六年, 他更向藝術發展局申請了六萬元, 出版自家著作【修內司官窯】, 發表自己的研究心得; 還請得簡慕善替他寫序:「于先生是個特別有決心和智慧的業餘學者。他由平常的收藏嗜好開始, 轉至僅慎有序如藝術史學者的研究, 對於每樣從博物館、中國考古發現或從伊朗、土耳其、蘇聯、歐美的藏品而來的零碎資料都很熟悉。」

去年又得到中國科學院的實驗支持。但求真的革命這算成功了嗎? 未必, 皆因該研究報告上還是差了一個「真」字。參與是次實驗的研究員黃宇營解釋判別真偽不是他們的責任:「我們的任務只是將北京考古所發掘出來的元大都瓷器作標準, 跟于先生的做比較, 在報告証指出異同。」

研究了X射線螢光分析六年的香港城市大學物理及材料科學系副教授梁寶鎏看過報告, 對實驗結果有所保留並說這科技未完全成熟, 作不得準。 但這也不表示專家目鑑的方法可靠。他說: 「全世界最好的鑑定專家都在大英博物館, 對吧! 但七十年代初, 牛津大學發表熱釋光的研究, 竟證實館藏的二十二件河南出土的戰國陶器全無品, 三十七件唐三彩中也有八件是近代仿製的。

「只有熱釋光測試 (分析晶體儲存能量的多寡以推測年份) 才最受國際公認。」

不過諷刺的是, 即使最著名的拍賣行也主要依靠專家們以眼鑑定, 因為最「準」的熱釋光測試, 誤差仍可達三成, 更會輕微損壞瓷器的表面; 手持價值動輒千萬元瓷器的拍賣行自然不會用; 視瓷器如子女般的于家興亦不肯用。於是專家們便操生殺大權, 他們說是真而又能賣出的, 就是真品; 在尋常人家手裡的, 即使能通過科學實驗, 卻永遠徘徊在真假邊緣。

受盡無數「專家」否定之苦的于家興於訪問後, 主動聯絡梁寶鎏, 二人更一見如故, 投契得協議共同研究「鷓鴣斑建盞」, 還打算於明年初於上海舉行的國際考古研討會上發表論文。

梁寶鎏表示自己從不輕易答允跟人一起做研究: 「與于先生見面, 知道他是一個相信科學的人; 而且他出過書、對陶瓷有一定修養, 我視他為一個學者而非普通的擁有者; 期望在研究的課題上, 他能提供有價值的資料和知識。 」

即是說明年初于家興又要面臨的另一次宣判, 但今次他卻顯得非常興奮。因為他確信真相其實早已找到。「在國際上取得認同後, 我依然希望把他捐給香港或中國政府, 讓文物留在中國人手裡。」有點苦盡甘來的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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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出於對「真」的執著。

又譬如說, 訪問那天, 他特意大清早從銀行保管箱提取四箱瓷器回家, 堅持把瓷器逐件拿出來拍照, 囑咐兒子提醒攝影師拍攝角度, 就是怕瓷器拍得假, 惹讀者疑竇。

最近老先生身體不好, 上週五更要入院做白內障手術, 是時候歇一歇了吧! 可眼睛不好, 于家興還嚷著要繼續寫書, 可能是要彌補未有收徒, 未能薪火相傳的遺憾。

不怕兒子日後會將古瓷變賣嗎? 「我已吩咐他, 即使賣, 得到的錢也要捐一部份出來捐助貧病的老人、小孩。」于家興說。

從未曝光的文稿 (一)

訪問伍淑清
~ 美心集團創辦人伍沾德的女兒，有美心公主之稱，事實上卻甚刻苦耐勞，最愛跑到西藏扶貧

「人人以為我出身大富之家，其實五十年代，我們都經歷過無風扇、制水、文革等艱難日子，故我特別敬佩我的祖母。她二十七歲便守寡，一手湊大我父親和伯父，可以想像在那年代殊不容易。她讀書不多，僅讀至小學二年級，但為人修養很好，可以靜坐沉思幾句鐘，很優雅。我五、六歲的時候，祖母經常教我處世：要忍耐、唔好發脾氣、有恆心。

七八年，我被邀請到成都考察，我還清楚記得當時住宿的旅館，就只有膠桶、毛巾、香等設備；水龍頭會在洗澡中途掉下來；如廁的地方，木板搭的，很骯髒。又譬如上京，要先坐火車到廣州，再轉乘螺旋漿飛機；飛機餐就只有小小一條冰冰的鳳尾魚、有殼碎的雞蛋，還有服務員提著個大煲斟茶。這些，我都忍了，當是人生體驗。

翌年，我們開始和民航局傾合資搞航空食品，那時我完全不懂普通話，負責的官員只好逐字逐句寫下來，與我筆談。換著是其他人，可能早已放棄，但我堅持學習，既請來普通話老師教拼音、猛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學簡體字，晚晚追看台灣的國語殘片。

改革開放初期，合資企業還未有先例，我們由六月開始和官員洽談。大陸人營商喜歡交際應酬，他們敬酒，不論是茅台還是白蘭地，我都骨碌骨碌的飲下、笑瞼奉陪。終於談足十個月，我們才獲准成立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為全國第一間合資企業，在工商局的編號是ＯＯ一。現在，連國家領導人的包機餐飲，都是我們出品。

祖母那番聽似老掉牙的教誨，其實是大智慧。」